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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偷鸡腿妈妈”的得与失

发布日期:2019-08-18 23:48   来源:未知   阅读:

  原标题:“偷鸡腿妈妈”的得与失    ■本报记者杨书源 这是冯红第二次因为满足女儿愿望而在网上

  最近这次,36岁的她出现在新闻里的原因简单得出奇:她把大女儿大满送去学钢琴。

  冯红月收入1500元,钢琴课每月300元。“你们是不是觉得我这种条件,让孩子学钢琴很可笑?”她这几天反复问旁人。

  而上一次,她在网络上遭热议的名称,是“偷鸡腿妈妈”:去年儿童节,她在南京一家超市偷拿了鸡腿、两本儿童读物被当场发现,问及这位涉案金额极小的山东农村妇女偷窃原因时,一个心酸而无奈的故事被道出――

  她的两位养女在出生不久后均被查出患有肾病,丈夫不堪忍受离开了家,冯红带着孩子四处求医问药。当天,在南京住院的女儿提出儿童节“吃鸡腿、看书”的愿望,手头拮据的冯红出此下策……

  冯红母女的故事通过社交媒体被广泛传播后,数万网友对其众筹的捐款金额逾30万元。这笔钱被寄存在北京天使妈妈慈善基金会,专用于冯红两位养女的医疗支出。一年有余,这笔捐款在孩子们求医路上已耗去将近一半。目前,冯红带着孩子投靠姐姐、姐夫所在的江苏盱眙县,以废品回收为生。

  公众“健忘”,热度已退,很少有人再关心冯红母女的处境,直至“送女儿学钢琴”这件小事被报道。但是,冯红此次面对众多以公益之名而来的探访者,却开始拒绝。

  这一次,一位母亲坚硬、冷淡的外壳之下,是一种出于保护孩子本能的谨慎与不安,是一个普通家庭接纳了各路捐助之后的得与失,更是对种种公益行动背后的慈善文化是否健康、慈善关系是否脆弱的拷问。

  学钢琴一事被报道后的那周,大满的钢琴课被冯红“取消”:一来,孩子情绪受影响,不情愿去;二来,她要带着两个女儿去南京的医院复查。

  无花果是大满执意让她在医院门口的手推车上买的。一起带回的,还有5000元的两大包药,如果一切正常,可以管姐妹俩1个月的药量。

  大满和小满是双胞胎,却长得越来越不像。大满的病情比小满严重,9岁了却只有幼儿园小孩的平均身高,长期用药的副作用又让她体重疯长、浑身浮肿。

  这次去南京,医生诊断“一切正常”,这让冯红松了口气,打算第二天带孩子去家附近的公共澡堂洗澡。

  “家”是在城郊出租车加气站旁的小村庄里,四周都是经营废品回收的。冯红的小屋,掩映在姐姐家开的废品回收站里成堆的塑料瓶和尼龙袋中,稍不留神就会错过。小屋不足10平方米,是由五花八门的木材、铁皮组装而成。母女仨的卧室里有空调,是去年装的,冯红说这并非用来夏天制冷,而是冬天时的取暖工具。

  “别的小孩感冒可能一个礼拜就好,她们就要花上一个月。”空调是这间着实简陋的屋子里最贵的东西。

  饭前,大满和小满坐在门槛上玩游戏,“老马识途、鸡飞狗跳……”姐妹俩对各种含动物的成语津津乐道。冯红告诉记者,孩子们学习成绩很好,所有功课都是90多分。

  无花果很快就被两个孩子狼吞虎咽了一半,冯红舍不得吃,她快速到灶台前下面条。面条里没有配菜,只加盐和醋,冯红解释,“孩子们吃多了油对病不好”。

  “吃了饭不要坐下,和我出去散散步。”饭后,冯红对又坐在门槛上玩的大满、小满“发号”,姐妹俩立马拥着冯红蹦跳出了家门。傍晚18时许的村路上没有路灯,一辆废品回收车路过,扬起一阵粉灰……冯红赶紧从口袋里掏出口罩,给体弱的大满戴上。

  记者问起天冷路黑,为何出门散步?冯红告知,两姐妹身体底子太差,医生叮嘱要多加锻炼――都是医嘱,冯红分不出哪句是最紧要的,她反正全都遵循。

  然而,公路实在不是散步的好场所,一辆接一辆的货车在夜色里飞驰而过。只要冯红一与记者交流,姐妹俩就互相追赶着跑到路边的碎石堆或草垛里。这时,冯红会立刻中止交谈,眼睛慌张地搜索,一确定姐妹俩的位置就小跑过去,把姐妹俩用手护到安全地带。

  刚走到第二个十字路口,冯红就决定回家。理由和出来散步时的一样:为了孩子健康。大满因为肾病用药已浮肿,路走多了脚疼。

  冯红的邻居觉得记者“运气不错”――“她最近就像老鹰捉小鸡游戏里的那只母鸡。只要一看到拍照的、六合开奖视频直播!录像的,她就把装垃圾的铲车横在路中间,不让人进家门。她要护着孩子。”

  认识冯红的所有人,都觉得她这一年多或许是有意在和外界“保持失联”,比如她的电话,时常打不通。

  冯红的说法是,平时干活腾不出手。不过,闲时看到未接来电,只要是外地号码,她依旧不回复,理由是“找我能干什么呢?打过去话费还挺贵”。

  冯红记得一年多前自己偷鸡腿被抓的新闻疯传后,病房里络绎不绝来了许多不认识的人:有的热心市民拿着几百元现金专程跑来和她说几句话,鼓励她坚持,她能接受这样的好意;也有些企业和商家拎来了食品、衣物,想让两个孩子拍几张有“仪式感”的照片,她实在是对这些人有种难以说清的恐惧。

  “他们就这样拍下照片,也不知道要用来做什么,会不会登到网上去?”冯红说,“其实真送钱来的都不拍照;那些拍照的,好多人也不是真的要帮忙……”

  冯红没有上网习惯,但这一年多有时会通过姐夫得知自己“又被登上去”的消息。

  就连孩子,也逐渐变得敏感:大满一见记者举起手机,就误以为是要拍照,赶紧把头埋进正在看的书里。

  母女三人的大床上方靠墙处,有一张吊床,塞满了孩子们一年四季的衣服,简直像座小山。冯红说自己没怎么给孩子买衣服,因为送来的已经足够。除了衣服,外人送来最多的,还有书――大家都知道了两个小孩爱看书,于是成套的《格林童话》《唐诗三百首》等也被送来。

  “其实衣服和书多一样少一样没什么差别,最重要的是孩子……”冯红总说自己“说不清”,她的意思就是不想让孩子受到打扰。

  眼下,冯红觉得最要紧的还是大满学钢琴这件事。她坚持认为:钢琴不是学着玩的,以后得当成一技之长。“毕竟孩子有病,也很难长高,和普通孩子不一样。”

  学钢琴之前,大满对幼儿园老师的琴声着迷,在老师建议下,冯红给姐妹俩买了一架100多元的电子琴。家里连放琴的空间都没有,电子琴被寄放在邻居家。后来大满抗议:“电子琴的声音不如钢琴好听!”

  这几天,当地一家琴行的负责人看到新闻后,打算免费接收两姐妹。本周末,两姐妹就要去上第一堂钢琴课。

  大满似乎舒缓了一些“厌学”情绪,只是在床上睡眼朦胧之时,轻声嘟囔:“他们要是再说……”冯红说,那是孩子最近被同学们追着问新闻里的内容,有些不知所措。她心疼地拍着孩子入眠。

  上周日早晨,40多岁的盱眙当地人于则武站在冯红家低矮的门前,冯红脸上露出难得一见的松弛神情。

  于则武自称是冯红的远房亲戚,冯红不置可否。细聊之下,于则武才交底:这是他和冯红第一次见面;他是当地一家助学公益组织的负责人。一年多前冯红的事情被媒体大量报道后,他是盱眙县城里第一个寻找她的。

  那次接头后,于则武给冯红留下电话,并不定期主动致电,问一问近况。他知道母女三人目前还能依赖于寄存在基金会的治疗费,而冯红对外界的帮助也很小心,所以这一年多于则武“主要是在观望,没有过多打扰”。

  “我在新闻里看到她孩子每个月学钢琴要花300元,觉得没必要。我可以提供帮助,家里有人就是做钢琴培训的。”于则武说。

  出发前,他从车库里推出半新不旧的电瓶车,把日常代步的私家车留在家里,还特地挑选了一双有些破旧的休闲鞋。“我大致理解她的生活处境,如果穿得光鲜,她可能从心里不认我。”于则武解释。

  当记者问冯红为何对私交不多的于则武如此信任时,获得的答案是:他说得比较具体,我能明白他的意思――于则武只简单询问过她的住房和孩子医疗问题,没有纠缠于其他生活细节。

  上周日下午,于则武又带着县红十字会和卫计委的负责人来到冯红的住处,冯红和人在屋外聊了一会儿。去之前,于则武详细告知了一行人的来意,并让冯红选择是否同意见面。

  从2014年起,于则武组织当地志愿者,移动魔百盒和移动IPTV有什么区别。联系全国各地企业家,资助了43名品学兼优的盱眙本地学生。他牵线搭桥的捐助方式很简单,也是为了弱化捐赠的所谓“仪式感”――捐赠者每月提供300元的助学金,直接打入受助者账户,打款证明发入助学群中。

  于则武能叫出每一位受助者的名字,定期给这些孩子的班主任打电话询问近况。每半年,于则武还会和公益组织的其他成员,一起走访这些受助者的家庭。

  正是在走访中,他摸索出不少做公益的“规矩”――在探访受助者家庭时先到邻居家里访一访,避免和受助者聊天时触及他们不愿提及的敏感话题;探访受助者时不要劈头盖脸问过多生活细节,应引导他们主动讲出自己想说的话。

  于则武感慨自己是“少数懂得和冯红沟通”的人,因为他曾经也是受助者――17岁青春叛逆在广东流浪时,饥寒交迫,一位拾荒老人为他提供了3天的饭,等到他多年后去寻访老人时,老人已逝。对于这次“沉默的帮助”,于则武惦记至今,觉得那是公益原本应有的样子:没有摆拍,没有炒作,对受助者生活的干预最小化。

  去年儿童节后的那个冬天,冯红把长发剪了。这是她从“姑娘家”到现在,第一次剪短发。

  “短一点不是方便么?”冯红浅浅地笑,站在一堆垃圾塑料壳上,用尼龙绳将地上捡起的空油壶串起。

  在废品回收站,冯红的分工是“主内”:姐姐把收废品的个体户送来的废品过秤估价,冯红负责将废品归类打包。这主要是由于冯红不定期要带孩子看病,弹性制的工作时间比较合适。冯红并无休息日,除了陪女儿看病住院,其他时间就泡在废品堆里。

  去年秋天,冯红的姐姐花5000元给她买了一辆带顶棚的电动车,大满和小满告别了“风里来雨里去”的露天上学路。冯红用电动车接送女儿,一天3趟,因为女儿中午也要回家吃饭。每天中午,初中未毕业的她,都会吃力地辅导女儿功课。

  就在前几天,县民政局负责人来冯红家里探望。她问冯红有什么难处,冯红没张口。

  大满、小满所在小学的王孝成老师说,学校也想将姐妹两人纳入校方的资助计划,但老师经常打不通冯红的电话。

  记者从盱眙县民政局了解到,至今冯红和两个孩子的户口都还在山东老家,母女3人有共计900元的当地低保。考虑到盱眙的低保标准略高,且目前孩子们看病出于户口原因多是自费,这位县民政局负责人建议冯红把户口迁到盱眙。但冯红支支吾吾拒绝了,理由仍然简单:我该是哪里人就是哪里人,不想因为要占户口的便宜而去麻烦别人。

  而当这位负责人提到废品回收站附近住所不利于孩子成长,希望明年为她们申请距离学校更近的廉租房时,冯红犹豫了,没有拒绝。

  “现在最大的问题是,如果申请廉租房,还是需要户口在盱眙。既然孩子们在盱眙读书,我们就会继续关注。”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。

  “其实她不是拒绝帮助,只是需要一个适应和缓冲的过程,慢慢厘清什么才是她真正需要的帮助。”那天,这位负责人和冯红的交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,冯红一直在断断续续讲述,有时对一些问题无法作答,就满脸“麻烦了别人”的歉意。

  告别时,记者想把手机号码留给冯红,但她说不知怎么保存,记者就留下名片。她接过名片时神情轻松了不少:“这样挺好,我知道你是做什么的,就不迷糊了。”

  冯红说过,她有些害怕那些不明就里的陌生人的帮助,因为他们不说明来意和身份就问东问西。

  “她的小本子上起码记录了30多个愿意帮助她的人的联系方式,但她大概从未主动联系过。”记者想起于则武的一句提醒。

  冯红从地上拾起记者不慎掉在污水里的半瓶矿泉水,来回在围裙上蹭着,小声说:“最好不要有真名,不要有孩子的照片……能真的帮到我就帮,其实我现在自己也能维持生活。”这是她第一次向记者提出要求。

  “我们从山东来,就是因为这里医院治得好孩子的病……”冯红说,最终她会带女儿回老家。

  “等到孩子身体好一些吧。我们还是要靠自己过好生活。”她低下头收拾塑料瓶,像在自言自语。